12月18日午後，「成大叩門ECKO－咖啡時間」在充滿藝術氛圍的奇美咖啡館中，由徐學務長揭開序幕。在場除了成大師生外，來訪的金澤工業大學學生也熱情參與。一時間日語問候四起，有別於室外的寒冷，奇美樓內無論溫度或人情都暖和許多。

徐學務長提到：「服務學習，意即透過對他人的服務達成學習目的。」也許從手上學務處印製文宣品的這段話，可以得到更充分的補充──服務學習是「服務」與「學習」的結合。簡言之，就是「從做中學」（learning by doing）。1990年美國「國家與社區服務法案」（National and Community Service Act）下的定義，包括四個要點：

一、學校與社區結合
二、服務與課程結合
三、強調學習的重要
四、重視自我的發展

接著就由今日的主角一一上場帶來分享。

找到生命的出口

負責協愛與服務學習分享課程的李宛靜老師，首先撥放了一小段的影片。影片中主角詹博承是位罹患罕見點狀軟骨錯生症的學生，因脊椎側彎導致走路必須依靠拐杖，視力也轉為全盲。然而憑著一股毅力，努力完成的高中三年的學業，順利從台南一中畢業，並以71級分推甄錄取成大資訊工程學系。選擇就讀對盲人而言較為吃力的資訊學系，是為了研發更理想的盲用電腦軟體，如影片中他所說的：「盲人也要有自己的娛樂。」

直屬學長吳宗育說：「當時常想『他要如何寫程式？』」沒想到詹博承在學業上的表現卻比其他人都好，僅是因為「我看不見，所以我更認真去思考」。也許一開始是抱著幫忙學弟的熱心，但後來吳宗育坦承自己得到的更多。也是這一分感動，促使吳宗育進一步與同學討論，決定記錄下詹博承的生活點滴，以紀錄片的方式鼓勵更多身心障礙者去尋找生命的出路。

同樣與視障生有過相處經驗的陳麗虹同學（測量系），談到在台南無障礙之家擔任志工的經驗，從害怕到融洽地相處，了解到視障與一般人並沒有差異。總是充滿笑聲的教室裡，一個總是對生活充滿熱情的女生告訴她：「因為我是好人，所以好人都會靠近我。」陳麗虹突然發現其實「他們並不可憐，他們甚至比我們更樂觀。」

用態度輔助生命成長

現任慈幼社社長的許琬琪同學（會計系）指出擁有三十年歷史的慈幼社，主要可分為育幼組與閱讀組，育幼組又可分為心輔與課輔。

育幼組組織學生至鹽行育幼所對弱勢學生提供服務，但並非只是單純的家教，原因在於這些弱勢學生背後複雜的家庭環境，造就他們彆扭、自暴自棄的個性。「課輔只是我們小小的目的，重要的是藉由陪伴，讓小朋友了解雖然他們不能選擇出生的家庭，卻能選擇自己未來將建立什麼樣的家庭，由此扭轉他們悲觀的人生態度。」許琬琪這麼說。

閱讀組則每學期四次到資訊較為不足的偏遠地區，以遊戲、活動的型式說故事給小朋友聽。過程中他們驚訝地發現，小朋友充滿想像力的純真，也開啟他們更多采多姿的視野，她說：「為什麼要叫做服務學習？我想除了說籌備過程中，與夥伴的討論溝通是一種學習，陪伴小朋友，了解他們在想些什麼，幫助我們恢復童真，也是一種學習。」

服動‧紀錄

學務處與教務處負責成立的服務學習計畫，由社聯會底下的服務性社團推動、執行，結合現有的服務學習活動，並共享資源。汪祐豪（政治系）認為：「主要的精神在於由學生結合活動，推動服務與學習。」為推廣服務學習的觀念，小組也安排了一系列的課程講座，讓有興趣的學生在出隊前能擁有一定基礎的概念，進一步思考該如何拿捏服務的尺度，而不至於造成服務汙染的現象。「服動‧紀錄」的計畫，主旨在於誘發成大同學自發性的了解，採用紀錄片的型式去傳達與表現服務學習的精神。徵選對象並不限於服務性社團，廣至全成大有興趣的學生皆可報名。成果將於期末舉辦分享會，發表並放映投稿作品。

Feedback＞Give

最後，有別於前面幾位同學的服務經驗，周冠宇同學（電機系）更隨著台北醫學大學醫療志工隊遠至邦交國史瓦濟蘭服務。對著現場的師生，他問：「台灣也有許多需要幫助的人，如果是你，你為什麼要擔任國際志工？」對於這個問題，他提出「foot print（腳印）」這一單字。好比一杯我們隨手可購買星巴克咖啡，有多少人明白背後產地（如南非）工人的辛苦，大量的勞力付出卻只得到一層又一層的利潤剝削，像是腳印一般，從看似遙不可及的南非，經過加工、包裝、販賣，一步步來到最末端的消費者，也就是我們手上。他問：「我們難道不需要為南非被壓榨的工人負責嗎？」基於這個理由，他選擇回到最根本的地方服務。

被英國殖民才獨立不久的史瓦濟蘭，全國僅有113萬人，國民平均壽命為32歲，根據統計有高達40%的人罹患愛滋病。周冠宇解釋HIV只是一種會降低免疫力的病毒，惟當免疫力偵測抗體CD4低於數值200時，才算感染愛滋病。而多數感染HIV至愛滋病發大致間隔十年以上。他又問：「你贊成全面篩檢嗎？」也許此舉可以幫助患者提早接受治療，然而周冠宇卻認為：「有時候我們直觀的想法，並沒有考慮到當地的風俗民情，草率決定只會造成傷害。」一夫多妻制的男權社會中，罹患愛滋的妻子，能否得到丈夫的包容、諒解，甚至反思帶原者會不會是自己，這樣殘酷的問題，通常只得到患者自殺的悲劇結果。「沒篩檢前，就算她感染了HIV，至少到發病前還有十多年的平靜生活；但一旦強制篩檢後，她卻會選擇立刻結束生命，這麼一來，全面性的篩檢還需要嗎？」

在服務過程中，周冠宇體會到人類社會中，有著不同樣貌、形形色色的想法。出隊到醫療資源較為落後的國家，也考驗夥伴彼此間的溝通，好比面對肺結核病患時，是否需要戴上口罩。也在這些的爭論中，他們學會尊重、了解彼此的想法。最後，他說：「後來我才發現服務的過程中，我得到的feedback遠大於give。」這不也是先前幾位同學感想嗎？