搭上通往產官學合作梯子 李谷彥實現學術的理想
| 李谷彥 的 成功學 |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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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 我一直相信和工業界合作可以幫助學術研究,而不會使學術研究只是美麗的空中樓閣、或者只是徒勞無功的空中畫餅。 2 與其期待畢業一個郭台銘,不如把心思放在教育一百個有自己專長的平凡人身上。 3 如果當時我去業界,現在就無法看見年輕一代的轉變,這些每年與學生的互動、教學的成就感也就會沒有了。 |
文 / 校友聯絡中心 郭旻靜 (中文98)
這次回到成大的李谷彥,不僅是為了擔任化工系的客座教授,更重要的是希望能將自己的研究推廣到工業界。原來已申請到明志科技大學,然而考慮與業界合作有一定的難度,因此才決定回到母校成功大學。如今得到許多化工界校友幫助的他,不禁慶幸自己做了正確的決定。
受頒98年化工系傑出系友獎的他說:「我一直相信和工業界合作可以幫助學術研究,而不會使學術研究只是美麗的空中樓閣、或者只是徒勞無功的空中畫餅。」他是這麼說的。
實驗室裡的慘綠少年
化工系57級(碩士59級)畢業的他,排行七個小孩中的老么,罹患肝癌的父親在他大一時過世了,在那個沒有健保的年代,為了醫藥費、生活費他們只得利用課餘時間工讀、兼任家教。談起早逝的父親,李谷彥心裡頭有著些許的感傷,他記得哥哥曾跟他說過:「你是我們兄弟間,唯一可以正式唸大學的。」比自己聰明的哥哥就沒有這樣的機會,高一就休學到台北讀夜間補校,而後半工半讀地完成大學學歷、留學美國、進入行政院原子能委員會,一路跌撞、辛苦走來,如今他引以為傲的說:「哥哥是第一個組成核子發電廠維修的。」

雖然讀好書對他來說,只是為了「求生存」,但在他人眼中功課很好的李谷彥,其實並不是只會死讀書。也是系上學妹的妻子曾對他說:「我看你平常看的都是柏楊之類的書,讀教科書的時間也不多,你哪來的時間學習?」他笑著告訴我們:「那是因為我有一套自己的讀書方法,所以讀書的時間比較短。就好像我很喜歡看電影,但為了省錢,所以看電影前我會先閱讀影評,挑出好的電影,這也是一種方法。」
就讀彰化中學及剛上大學時,班上一個女生都沒有,生性靦腆的他始終不知道如何跟女生應對,當時只知道化工系有一個學妹,沒想到研究所時,彼此的實驗室就在隔壁,因此有了很多相處的機會。「她課業上有問題就會問我,我也經常給她幫忙,但因為不知道怎麼跟女生相處,所以有時候口氣會讓她覺得自尊心受傷,好比我會說:『這很簡單嘛!』所以後來她就不再來問我,我還想說我熱心幫忙她為什麼不領情。」沒想到後來這位學妹反而成了李谷彥的妻子。
他談到:「她的長處和我完全不同,一些她覺得很簡單的事情,我反而覺得很難,這一直要到出國後我才發現,比方說友人介紹某某教授給我認識,可能過幾年我就忘了,可是我太太卻能清楚的記得。」三十幾年來在拉瑪大學(Lamar University)擔任教職他有了這樣的教育心得──每個人都是獨一無二的!功課不好的學生,一定有其他的優點,只要能發揮每個人的長處,對國家社會肯定有很大的貢獻。教育應該是要找出每個人的長處,而不是讓成績不好的學生自卑。
陰錯陽差留學去
原本李谷彥並沒打算畢業後還繼續從事研究,只想盡快找一個可以養自己、養家的工作,儘管不否認自己也有理想,但考慮個人能力有限,也只能盡可能從大環境中找出適合自己的工作,沒想到最後卻陰錯陽差的走上學術研究這條路。
莊君地教授擔任教務長時,好幾次機會擔任學生代表的他前去邀請莊教授一起照相,當時莊教授總殷切關注他的研究,並一再提醒他說:「年輕人不要只做數學模擬,要繼續做實驗,將來我們工學院的發展必須要能實際應用在工業上。」他的指導老師黃定加教授以及另一位同樣是化工系的賴再得教授(也是妻子的指導老師)也都特別注重這一方面,奠定李谷彥的研究至始至終不離應用,注重與工業界合作的路線,他說:「希望我所做的研究都可以應用在工業界、企業界,幫助整個國家、社會。」
在拉瑪大學時,他是全校與工業界合作最頻繁的教授,連校長都感到訝異。有趣的是當李谷彥幫業界解決了幾個空氣汙染上的問題,企業高興的找上拉瑪大學的校長,表明感謝及願意捐贈一筆經費以贊助研究時,校長還驚訝的說::「我們學校有這樣一個教授?我怎麼不知道!」李谷彥不掩驕傲的說:「他們給學校一百二十萬的美金,我還開玩笑的想:其中一半應該要給我啊,這樣才可以繼續研究。」
其實在出國至密西西比州立大學攻讀博士前,李谷彥已先考上成大化工博士班,然而原先已在化學系(早年化學設備不足,多借用化工系,兩系經常交流合作)兼任一學期講師的工作,卻違反學校「博士生不得兼課」的規定,當時莊君地教務長和賴再得教授都很支持他:「學校應該先改變政策。」要他再等等,沒想到人事課卻開除了他在化學系的教職。
因此他只在成大讀了一個學期的博士班,就出國去了。他說:「當時成大是台灣第一所有化工博士班的學校,台大還在之後,台灣第一個化工博士吳文騰就是我同學,我常開玩笑跟他說:『如果我留下來,搞不好比你早畢業!』以前讀書的時候一起唸書、打網球,還一起去買過摩托車,在那個時代摩托車可不多見,一直到現在我們兩家都還很熟。」後來他改到密西西比州立大學讀博士,畢業後(1975年),就到一所位於墨西哥沿海的化學公司工作。三年後因為妻子也在另一間化學公司,兩人工作都相當忙碌,加上他認為「自己能給公司的貢獻也差不多了」,因此開始考慮回到校園任教。

產官學合作,實踐理想
1978年原本打算回到台灣清華大學任教,沒想到教育部的聘書遲遲沒下來的同時,美國的聘書卻迅速在一個禮拜內拿到,李谷彥於是順理成章繼續留在美國拉瑪大學,包括2000年至2007年擔任化工系系主任的時間,直到現在已度過三十二個年頭。1976年太陽能正好開始發展,他將一半的時間用來研究,一半的時間用來教書,然而他始終沒忘記要將研究應用在業界的原則,幸好拉瑪也有很多和工業界合作的機會。他說:「業界要解決的問題是現實的,問題來了你一定要能解決,這是一個很富挑戰性的工作,如果希望能在最前線解決問題的人就會很想到業界工作,這也是我曾經想去公司應徵的原因。」
他曾協助美國聯邦環保署(EPA)、德州環保署(TCEQ)和工業界做一份有關空氣汙染的企劃。他解釋這份企劃成功主要的原因是:「環保和工業通常是死對頭,以前環保署總認為空氣汙染的規定要強制工業界接受,但我認為重要的反而是『如何從最基本的地方解決汙染』。解決這個問題的時候,在技術上我可以提供我的專業,但礙於環保與業界缺乏對彼此的信任,所以當時我要求環保署寫明──所有業界提供的數據,將來不會用於告訴。」因為這企劃的成功,讓他獲頒拉瑪大學最高榮譽──University Professor,當地兩份報紙紛紛報導,就連副校長也特地剪了一份,贈與他留念。(報導見:http://www.lamar.edu/newsevents/news/207_7514.htm)
這次回台灣,主要也是做這方面的工作。台灣的中鼎(以及子公司新鼎)對李谷彥這項研究都感到相當有興趣,不僅多次邀請他演講,甚至將這項研究往上提到中國技術服務社、台灣綠色生產力基金會,同時慢慢地也跟環保署有了接洽。他解釋:「環保署的人當然希望可以零排放,但那是不可能的啊,不如讓工廠裡有個可以將汙染降到最小的方法,從這開始落實,率先由工廠做好環境保護。」現在針對南高屏地區的空氣汙染,他即從數據來研究每個工廠應該減少多少排放量?如何減少?他說:「希望可以把在德州的研究成果帶回台灣,也希望成大能成立一個中心來協助溝通業界和環保署。唯一可惜的是現在台灣化工系的教授多從事高科技研究,傳統化工的比較少,所以回來之後發現有些難度。」
假如學校想要發展產學合作,首先一定要有好的規畫,否則每個教授出去後,要不是沒有保障,就是可能做了違法的事情自己卻不知道。美國的大學會先設有產學合作的中心,業界可以透過中心來學校找教授,而非是私人行為,這樣業界也會覺得比較踏實。產學合作還有很多發展空間,特別是工學院的部分,但產官學制度體制沒有建構出來,就沒有辦法好好發揮,這是比較可惜的地方。
I have to do it,because I care!
開始的時候他只把目標放在研究、然後成果可以應用在業界,直到在拉瑪大學擔任化工系系主任那七年,他才花許多時間去了解何謂「教育」?他發現美國的教育著重啟發,台灣則著重於輸灌,台灣的學生認為能把重點清楚整理出來的就是好老師,美國的老師卻是透過學生的發問教導。這也使得台灣學生參加國際研討會時,不習慣於發問,卻歸罪於英文能力不好。他說:「英文不好只是一個原因,重點是長期在輸灌的教育體制下,學生不知道如何發問。未來台灣、大陸學生會更加競爭,他們英文很好、也很敢問,台灣學生真的要好好鍛鍊自己了。」
回首這一段教書的日子,李谷彥說:「以前教書是一個Job,I have to do it!雖然很有成就感,但現在有更深的體會,那是I have to do it,because I care!」現在他關心學生畢業後是否具有足夠的技能。他舉了一個例子:美國學生到了大四幾乎有一半已經被刷掉,剩下的則相當有把握認為自己能夠畢業。那時李教授派了一個很難的作業給他們,學生們紛紛驚訝的認為老師在開玩笑,他卻篤定的跟他們說:「沒交作業,就不能畢業。」直到畢業後的某一天,李谷彥在化工聯會的會議休息時間裡,遇到當年的一個學生,那學生說:「老師,我們要謝謝你!當初如果不是你逼得緊,我們現在就沒有機會知道那些在工作上都是很重要的。」因為重視學生,所以希望他們可以多學一點。這是他執教三十多年的心得。他一再強調:「好的社會應該要讓每個人都覺得自己有用處、受到尊重,而教育家的責任就是去發現每個人的長處,就算只有一點點也要給予鼓勵。」與其期待畢業一個郭台銘,不如把心思放在教育一百個有自己專長的平凡人身上。
現在他說:「如果當時我去業界,現在就無法看見年輕一代的轉變,這些每年與學生的互動、教學的成就感也就會沒有了。」坐在研究室的李谷彥,臉上有著幸福滿足的微笑。
